清代袁枚所著《子不语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

对妖而言，无论道行多深，其实都无法化成人形。因为妖无法理解人情。既然从鸟兽而来，自然只在乎生存繁衍；除骨肉血亲之外，只有自己可以相信。

但也有作弊的方法：妖藏于深山，但见幼童走过，便化作清风耳语：“像不像？”若幼童失言说了“像”，妖便直接化为人形。

既成了人形，就能踏入红尘，就会经历许多事，遇到许多人。妖也会开始有喜怒哀乐，会渐渐懂得亲情、友情与爱情，学会给予、接受和失去。

不知不觉之间，妖也变得跟人一样了。只是妖往往想不清楚，当初为何要成为人呢？

可不管怎么说，它都变得更“像”了。

按照埃.弗洛姆在《爱的艺术》中所写，爱是一种能力，是通过学习才能够得到的。

推广开去，人的诸多心性，也是要通过学习来得到的。这里的心性，当然是指本能之外的那些。鸟兽可称“发情”，人可称“好色”，然而区别相对小些；唯有爱配得上“人”。同样地，人和鸟兽皆生而有良知良能，却还在质变之前。

依我自己的定义，只有在质变之后，人才可以称为“人”。否则，精致再甚，灵性不足，总逃不过“君子不器”这一关去。

良知有哪些呢？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、恕而已矣”。孔子不曾谈及爱，只谈及了信任和慈悲。而这两者，都并不来自理性。

读《西藏生死书》，知凡事的价值要在死亡面前考量。“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”，只是这样想，原来说不清楚的道理，也就通了。

儒家和法家相比，究竟好在哪里呢？儒家既没有完整的逻辑系统，也没有来自威权或信仰的强制力，只能依赖个体的悟性与觉悟。相比之下，法家明显更加可行。

可有一点，那就是人文关怀。

法家不信忠恕，法家的忠是赏罚之下的理性选择。若利害不相符，又谈何信任呢？

然而这份无来由的信任，正是我们作为人的根本，是我们与飞禽走兽所不同。我们的理性写在基因深处，却惟独靠着这份言传身教的“不理性”前行至今。

否则，我们的存在，就只不过是自然现象。

在苏联“末日复仇”核潜艇上，当美联邦的深水炸弹在四周炸裂时，按照两国专家设计的威慑体系，我们已从地球上消失许久了。毕竟，万弹齐发是船员们最理性的决策。

然而我们还活着。

我并非喜欢读书本身；我只是对于“人”这种存在，抱有莫大的兴趣。我试着懂别人，也试着懂自己。而在笃行上，我只是个新手。

我是谁？我是我亲人的亲人，朋友的朋友，老师的学生；这是我的社会角色，自当尽职尽责。职业而言，我雕琢数字以为透镜，来看到目力不及之处；我钟情于此。

我的道，和儒家更加相似些，栽培灌溉“善”而已。而我的本心，是感受一切，理解一切，并以此助人；倒有点穷天地理的意思，其实是走走看看罢了。两者不相同，所幸是一致的。

杨绛先生在《走在人生边上》里谈到，灵与肉要统一起来。对我，天理压倒人欲最好，人欲压倒天理也没什么；怕的是天理人欲搅在一起。心中的天使能够保护人，而恶魔是要伤人的。可他们长成了一个样子，我该叫谁出来呢？这就很危险。

笃行是唯一的出路。

对一条河流而言，无所谓来饮水的是牛羊还是豺狼。只要日复一日地流淌，就是福泽一方土地。

对一座桥梁而言，无所谓走过的是鬼魅还是神明。只要在风雨中屹立，就会让两个世界不同。

而对一座灯塔而言，无所谓照亮的是怎样的现实。有人需要看到，有人应该看到；而我就在这里。

若你能够承担，何必需要回报呢？若你无法承受，又何必勉强自己呢？做或不做，与他人又有何关系？众人皆有以，我独顽且鄙。

无论守护着桥梁还是灯塔，都是为了大家都能好一点，自己也是，别人也是，却不是为了它们能够给你什么。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你守着灯，别人承着光亮，这样就很好。要是这让你很累，退下来就好；总有人要去守，总有人会去守。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才走到了今天。

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这是好的；可万万不能因此忘了为什么要做。自己走路是很辛苦的，有伙伴能一起走是非常幸福的。希望我们不会孤独。

圣人能平天下，贤人能治国，好人能齐家；可总归要从正心修身做起。至于做到哪一步，看悟性，看修为，看机缘，也看同道者。

天地太大，却要从一城一池争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