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答李约瑟之问

历史的重大演进，常常有量变引起质变的必然性；但其过程形式往往充满偶然。

在恐龙时代，合弓纲动物就逐步完成了向哺乳动物的演进。逐渐强大的听觉和嗅觉、日益完美的胎生和哺乳、突飞猛进的思维能力，都给予了哺乳动物巨大的竞争优势。然而，旧霸主仍然以数量和体型保持着全面压制，权力的交迭只能非常缓慢地进行。

打破格局的是两场偶然事件：“卡尼期洪积事件”与“白垩纪末大灭绝”。前者让地球气候变湿，植物覆盖大地。哺乳类依托森林的保护，采食大量出现的昆虫，迅速成为了顶级的小型掠食者。后者沉重打击了所有大型生物，把竞争的各方都拉回了起跑线。公平较量下，恐龙没有再战之力。

人类的“登顶”也很类似。早在几千万年前，哺乳类就进化出了“第三层的脑”：新脑皮质。随着思考能力不断增强，到几十万年前，人类已经能缝制衣物、制造工具。但直到此时，人类也没有展现出碾压性的优势，甚至还常常被捕食。直到掌握了人工取火，人类才站稳食物链顶端。

火带来的巨大优势，让人类的进化急剧加速；到七万年前，量变终于引发了质变。按照尤瓦尔在《人类简史》中所描述，智人在七万年前经历了“认知革命”，真正得到了思考抽象概念的能力。随着最早的宗教、制度、货币相继出现，智人拥有了空前的组织能力。短时间内，智人血洗了地球；不但灭绝了无数大型动物，更灭绝了所有其他的人种。

对历史的学者而言，“细节”与“偶然”都充满了研究的价值。但对历史的读者而言，看清其中的必然性要更加重要。

比如在“认知革命”后，人类又经历了“农业革命”。受到小冰期食物匮乏的影响，人类从“采集加狩猎”快速转向“种植加畜牧”。但即使没有小冰期，只要人口不断增长，人类或早或晚都要转向产量更高的农业。过程存在偶然，结果却是必然。

“认知革命”和“农业革命”，加上之后的“科技革命”，是人类所经历的三次重大演进。而随着早期科学技术的出现，西方世界开始一日千里，把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。为何如此？理解其中的“偶然”与“必然”，是解答这”李约瑟之问“的关键所在。

第一次冲顶

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，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？”

林毅夫说，一个好的答案，不仅要解释问什么近代西方领先中国，也要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领先西方。如果以此作为标准，那凡此种种的“文化决定论”，如纪录片《河殇》中所谓“黄色文明”、“蓝色文明”云云，只能算作意识形态化的争论；既没有实际上的解释力，也没有现实中的指导作用。对一些更具学术性的观点，林毅夫在北大《中国经济专题》课程中也进行了细致的批驳。

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内核，也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。如果围绕工业革命本身去分析，往往很难作出好的解释。要理解历史事件，必须从它发生之前开始寻找答案。

但林毅夫自己的解释，也很难让人有“穿透历史迷雾”的顿悟感。他认为，宋朝时经济高度发展、资本主义萌芽产生，农业文明开始了“第一次冲顶”。但由于科举制度的激励机制，最优秀的人都把毕生精力花在了读书做官上。这使得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足，没有产生专门的研究和实验体系。社会只能依赖经验的随机进步，生产力的发展无法突破障碍。

问题在于，宋朝之所以能有高度发达的经济、能冲击农业文明的顶峰，正是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作用。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封建制度，宋朝的文官政府非常昂贵，维持成本很高。但先进的政府制度带来了稳定的大一统，巨大且稳定的市场带来了高效的分工，社会分工又会带来巨大财富，使国家能够负担起政府的开支。

大一统的制度成本，消耗了社会大部分的剩余产出。在产生了初级的轻工业和商业后，社会已经无力负担更多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升级。反之，放弃制度意味着国家分崩离析、社会生产力下降，工业同样难以发展。

宋朝没能跨越这个困局。在中国失败后不久，西方走出黑暗时代，开始了人类农业文明的第二次冲顶。

穿越意识形态

马尔萨斯在《人口学原理》中提出的“马尔萨斯陷阱”，是农业文明难以跨越的障碍；中国的第一次尝试止步于此，但西方却成功地跨越了这个障碍。林毅夫的理论没有解答这个问题。对于“李约瑟之问”，李录在《文明、现代化与中国》中的提到的解释，看上去更接近问题的本质。

宋朝末年，蒙古人的铁蹄踏平了欧亚大陆，把世界历史拦腰截断。而被“遗漏”下来的西欧，却因此迎来了生机。长期压制西欧的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，黑死病的阴影也渐渐散去；经历了惨淡的中世纪，从十四世纪开始，西欧重新进入了一个相对富足的时代。文艺复兴正是这种恢复的表现。

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，大大扩展了西方市场的规模，为西欧带来了空前的繁荣。接下来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，则为科学的大发展扫清了障碍。在十六世纪，在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时代，教廷的压制还非常强势；到十七世纪，牛顿的著作成书的时候，科学已经冉冉升起。

然而从这里开始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李录又回到了“意识形态化”的分析里。李录说，西方的新发展带来了新问题，而新问题激发了新思想；最终，这些思想汇聚成了与“自由市场”相配套种种革新，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。作为比“科举制”更伟大的创新，资本主义最终带来了西方的工业化与崛起。

这些市场化的制度，如金融体系、股份公司等等，当然有着超越农业文明的先进性。但把它们作为答案，与把科学革命作为答案没什么不同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市场制度会在西方产生？为什么科学革命会在西方产生？一句“新问题带来新思想”，不足以解释这个疑问。

问题的根本，恐怕还是在于马克思在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》中的那句话：

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。”

冲击工业文明

工业化是一个“资本不断增密”的过程，需要长时间持续的资本投入。农业文明所产生的财富剩余太少，难以支持这样的过程。即使能够发展出少量工业，其发展也常常会被战争等因素打断。

如何完成工业化？一言以蔽之，“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”。如果不能靠生产获得足够的财富，那就只能靠掠夺。

地理大发现的真正意义，是它为欧洲带来了长期的巨额财富。从美洲发现白银开始，东方的财富开始向西流动。等到三角贸易成型，殖民化的原始积累已经滚滚而来。新的财富催生了新的阶层；当“新钱”压倒“老钱”，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就自然发生。此时的欧洲，真正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冲刺。

科学革命的实质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人群，不从事农业或工业生产，而专门从事科技研发。他们以数学为基础，使用并发展科学理论，进行大量控制实验，推动技术飞速发展。比起随机的经验积累，这样方式当然先进得多。但相对地，社会也必须负担大量的额外投入。在科学发展的初期，这些投入大多毫无回报。也因此，早期的科学家往往是贵族。

几十万年前，火的使用让捕食变得容易；人得以长期供应大脑的成长，最终突破了认知的极限。类似地，大航海和殖民化让西方获得了海量的财富；以此为给养的科研群体，最终引发了科技革命。与此并列，诸如银行系统、股份公司、证券交易等等的改革，也在一波又一波的财富浪潮中，经历了无数试错后相继诞生。

有人获得了超额的财富，就必须有人去承担相应的代价。就像无数动物为人类的崛起付出了代价，也有无数人为西方的崛起付出了代价。资本的原始积累，背后是多少鲜血淋漓。为文明而付出了生命的人，却没有机会享受文明的曙光。也许这个过程实在太过血腥，以至于西方人自己都无法面对它。西方所谓“玛雅”之谜，难道上亿人会迷一样地消失吗？

只有基于事实的思考，才能真正指引现实。

再工业化的破局

二战以后，世界各国的“再工业化”过程，可以作为前面思考的一个佐证。

温铁军在全球大学《十次危机》课程中讲到，二战以后，全球事实上只剩下美苏两个工业国家。在那之后，美苏两国出于备战目的，对东欧、西欧、日本和中国转移了大量重工业，才使得这些地区进入工业化。而在这些地区中，东欧、西欧和日本都是“再工业化”，只有中国几乎从零开始。

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，以朝鲜战争为契机，苏联向中国转移了全套的军重工业。相比中国，日本虽然得到了三倍价值的工业，但却只能维修、不能制造。然而五十年代初中美热战之后，六十年代初又有中苏交恶；中国受到两大集团的封锁，迅速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。中国民众反复批评的事件，许多都发生在这个时期。直到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，轻工业逐渐被引进，中国的经济情况才开始缓解；但八十年代后期外资退出，一切又变得困难重重。

整个二十世纪，中国的发展都在资本的稀缺中挣扎前行。在这之中，六十年代的例子很有代表性。重工业服务于轻工业；在轻工业极弱的情况下，重工业难以产生财富。中国只能以举国体制从农村提取资源，维持重工业不倒，因此承受了无数问题。中国完成了工业化，代价是战争的血酬，以及无数农民几十年的付出。

相比之下，在七十年代的生产过剩中，“四小龙”、“四小虎”也得到了西方和日本转来的大量轻工业。但形势变化后，“龙虎”们要么转向服务业，要么直接被打回原形。

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从来都是非卖品。

下一次浪潮

自由市场是有极限的。自由市场带来贫富不均，贫富不均带来消费不足；与之相对地，就是产能过剩。

从二十世纪初开始，产能过剩带来了危机，带来了战争，也带来了变革，直到今天。在新的世纪，中国终于也跨越了资本不足，进入了资本与产能双重过剩的时代。

世界上还有很多资本稀缺的国家，中国也还有很多欠发达的地区，资本和产能的转移应该还会继续，但产能过剩的阴影始终在那里。而随着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，成为了日渐强大的怪兽，资本主义也终于进入了它的终极形态。

工业时代的冲顶已经临近，危机更是迫在眼前。下一次变革会是什么样子？这其中有怎样的必然，又会出现怎样的偶然呢？在下一次的冲击中，谁会失败退场，谁能成功跨越，谁又会成为这种跨越的代价呢？

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。